儒学三大伪：道德、利益与女色

一、儒家第一伪，伪在道德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学说，二千多年来并没有提升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水平。诚如鲁迅所言，二十四史写满了仁义道德，仔细一看全是吃人的文字。

强烈的道德偏好和道德思维，是我们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不论是文人、官僚还是普通人，都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并从道德的角度，教化他人，评议是非和指点社会。

一个以道德学问为命根子的思想学说，让每个人成为了道德家、卫道士，结果造就了一个个伪君子，历史已经清晰地呈现，现实中每个人也都可以感受。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盛产的却是伪君子，充斥的是骗子，整个社会没有诚信可言，这实在是讽刺。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中国式道德的受害者，也是自觉和不自觉的施害者，是伪道德、假道德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可以说几千年的历史让鲁迅一语道破。

如果再直率一点，我可以宣布一个绝对的真理，那就是：所有的君子都是伪君子。因为儒家思想，包括整个民族文化，都没有认识到通向道德的路径，而妄图在弄虚作假的路上修成民众仰慕的大德。如果我们继续不愿直面人性的真相和缺陷，这种虚伪将永远持续下去。

二、儒家第二伪，伪在利益

在钱财利益上，儒家一直表现的是重义轻利、重道轻财的态度。

孔子在论语中有名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去见梁惠王，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对话：“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在这里言必称仁义，对“利”表现得不屑一顾。

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是当仁不让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南宋儒学宗师朱熹自然不能缺席，宣扬“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以及“以公心克私心”等。

后世儒家学人也总是倾向于对物质利益极尽贬低之能事，不敢正视人心，不能正视利益，既缺乏面对利益的勇气，又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但是，儒家学人（包括深受儒家影响的国人）真像他们标榜的那样重义轻利、高风亮节吗？生活经验和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儒家的义利观对于儒生自身乃至社会而言，并没有起到教化的作用，文人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在物质利益上并没有表现出高风亮节和道德素质；相反，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等观念行为，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全部，尤其恶劣者，是常常毫无底线。

儒家文人虽然有时也似有理性的态度，诸如也表达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类的思想，其实本质上，不过是出于自己在面对利益时不够矜持的理论化装，或者是伸手被捉后的一种尴尬的自嘲。他们历来道德调门太高，太过于纯洁无瑕，以至于有时不得不面对现实。

再多说一点。儒家的义利观在实践上并不仅仅是虚伪的问题，它还有极大的危害，就是不利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它不但轻视农民和农业，也轻视手工业者和商人，儒家观念严重阻碍工商文明的发展进步，社会唯一看重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读书也不高，读书的最终目的“做官”，才为最高。也就是说各行各业都是低贱的，唯有读书做官才是高尚的追求。而做官，除了为了奴役和荣耀，更是为了钱财利益，即所谓升官发财，这样，儒家虚伪的利益观在现实实践中终于完成了理论闭环。

三、儒家第三伪，伪在女色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后，逐渐形成一套非常严苛的礼法制度，视两性关系和女人为洪水猛兽，对女人进行残酷的、变态的道德约束，并设置种种的礼法规条，甚至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把女人紧紧锁死在非人状态，以符合儒家文人对女人的道德设想。

人们所熟悉的儒家礼教思想，比如提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张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到”，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发明了裹脚这种摧残女人身体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

问题是，发明和制定这些道德礼法的儒学大师和文人士大夫们，他们并没有以身作则，守身如玉，没有为自身期望的纯洁风气尽一丝努力，相反却喜欢喝花酒，逛妓院，娶三妻四妾，养小老婆，而以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闻名的朱熹，更是诱骗寡妇、勾引尼姑，甚至扒灰儿媳（当时被同僚弹劾“家妇不夫而孕”）。而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在讲究禁欲的社会，儒士们的皇帝，其后宫女人却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甚至多达上万人几万人。

这真是一个有着巨大分裂的社会，在道德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竟然如此迥异不同，一方面极致地追求道德，另一方面又极致地荒淫无度。有句俗语说“既做又立”，很生动，这大概是儒家学说最生动的写照和注脚。儒生们用“万恶淫为首”的戒条警示社会，实际上针对的只是布衣黔首，对于他们自身和权贵阶层，奉行的却是穷奢极欲。